另一种声音

　　“按照那时的情况来看，我说三江围垦是对的。”当年的三江农场场长王禄瑶坚持这一看法。

　　“没有当年的围海造田，就没有现在海南最大的罗非鱼养殖基地。”三江农场书记兼场长黄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994年以后，该农场总结经验教训后，根据围垦区三面环海，海淡水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随即，20多家境内外水产养殖企业接踵而来，已发展海淡水养殖1.6万亩，成为海南农垦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一年产值约为2个亿。

　　三江农场宣传科戴科长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农场的一个主要常规经济来源，就是每年从1.6万亩滩涂中收取的100多万元的地租。

　　当年的围垦工程一营营长、三江农场原副场长黄循平退休后，也搞起了水产养殖，如今是名气不小的老板。当记者追问他如何评价那次围垦时，他认为，虽然破坏了生态，但如果留下红树林，现在只能让老百姓抓鱼抓虾，经济效益比不过发展水产养殖。

　　知青“南海南”表示，对三江围海的种种非议，他不是很认同，而是认为关键在于要让围垦区发展起来。“各地沿海的滩涂和红树林被毁的地方非止一处。我们参加过围海的人，真希望三江围垦区能长出水果莲藕，出现‘万顷沙’、‘万亩葵园’的美丽景观。”

　　“更有发展前景还是旅游业，”黄镇表示，按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要求，三江建设海上生态旅游是很独特的。“退耕还海”符合国家的保护生态政策，要积极争取。三江曾经的万亩椰园变成了万亩鱼类养殖场，实在是一种无奈。但换一个角度，现场垂钓捕捞、水煮火烤鱼虾，也是一种旅游创意。

　　（单憬岗 赖巧英）

　　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口中，或许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三江农场围海造田事件已过去33年，万亩红树林人间蒸发的教训十分沉重。这种教训，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日见深刻，而且在不同的人———旁观者、决策者、执行者、参与者，以及其他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者的心目中，其中的感受也是五味杂陈，甚至截然不同。

　　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非常有必要回过头去，对三江农场围海造田事件抽丝剥茧，细细反思。

　　红树林之殇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在最狂热的文革时期遭殃的11000亩红树林，其实对海南的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演州村的村民说，这片红树林很神圣，从没有被砍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前这里是革命根据地，是琼山县政府和第三区政府所在地，共产党游击队就藏在其中，在里面搭棚居住，成了海南岛东北部的一个革命枢纽。

　　由于烟波浩渺，水系复杂，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感到害怕，不敢进到里面去。日本人曾经派飞机来轰炸红树林，又抓了很多老百姓去砍红树林，砍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无奈的放弃。“没想到日本人办不成的事，最后还是让中国人自己办了。”演州村一位村民叹息说。

　　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秘书长王文卿博士看来，这些年，全国各地包括海南，破坏红树林的事件并不是没有，虽然不再有那么大规模的，但是零零星星总是难免。

　　2007年编制完成的《中国红树林国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拥有红树林面积2.26万公顷，与1950年代初相比，全国已有超过50%的红树林消失于无形，围垦造田则是罪魁祸首。然而，盲目的围垦造田带来的却是极大地浪费与破坏。海口市琼山区林业服务中心王丽娟介绍，仅该区1971年后的盲目围海造田、乱砍滥伐，就使红树林面积从5.12万亩锐减到2.66万亩。

　　海南大学郑坚端教授研究发现，全世界热带地区开垦红树林地成功的例子极为罕见，其突出问题就是土壤酸化。孟加拉国有片小面积潜在性酸性硫酸盐土，在红树林覆盖下并不酸，围垦后却很快酸化。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从红树林中开垦的稻田，产量仅300斤/亩。有的不及200斤/亩。

　　改革开放以来，海水养殖成为谋杀红树林的另一主要杀手，有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被占红树林面积达12923.7公顷。人们总是无奈的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永远是一对矛盾体。

　　采访期间，记者曾追问王文卿，已经遭到破坏的红树林该如何拯救。他告诉记者，从技术层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如何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现在关键的是要停止破坏。”

　　为了保护红树林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海南已经于1998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东寨港是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区，在全国19个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中，海南有9个。

　　海南省行政学院罗民介教授认为，以和谐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决定人类的福祸安危。“人们在大自然中生产生活，一定要尊重大自然，创建自然生态与人和谐的社会。”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赖巧英 通讯员 陈飞 戴有焕

　　规划粗糙 投资回报率低

　　三江农场围海造田事件已过去33年，万亩红树林人间蒸发的教训十分沉重。王禄瑶是当年三江农场的场长，为三江围垦工程规划的主要执行人，据他回忆，由于时间紧迫，整个规划只花了一周时间。据三江农场宣传科戴科长介绍，当时事先也没有请专家来做过调查。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农垦总局查阅到这份当年的规划时，发现本该十分严谨的规划资料中，多次出现“约”、“左右”、“如果”等字样，甚至还有留下的数据空白。例如，冲刷灌溉围垦而成的咸土地所需的淡水量，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在规划中却没有找到。而只是笼统地叙述了上游两个水库的情况，并假设了当时还没有具备的两种条件后，就认为“可以解决垦区内的水源灌溉问题”。

　　对此，1976年5月15日围垦工程指挥部的洋洋洒洒1万多字的《三江围垦主堤工程工作总结》中，也以几十个字躲躲闪闪地承认：“经验不足、上马仓促、准备工作不充分。如对土质结构摸不透，设计工作跟不上……施工开始前对治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就是这样缺乏专家论证，连一些基本的数据与测算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一规划就认定三江围垦区已经具备顺利开发利用的四大条件：淤积高程、土质、淡水来源以及排水；并断言：“待其土壤淡化后，种植水稻，以亩产1000斤计，每年可为国家提供粮食1600万斤。”

　　然而，事实非常残酷。

　　“参加围海的知青们一如既往地在围海工地上拼搏，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可惜造出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废物’！”知青“天涯孤客”的话语饱含心酸，虽很不中听，但他的话也不算错。因为仅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来看，三江围垦的投资与回报就已严重失衡。

　　三江围垦的投资不可谓不巨大。工程的最终决算资料，海南日报记者始终没有找到。在工程初步规划中，预算工程投资为390万元，这还不包括25个农场给予的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主要进行海南农垦社会研究的海南省行政学院罗民介教授认为：“如果算上大量的辅助性工程，整个工程耗资高达2.5亿元。”

　　而三江围垦的回报却是严重偏低。围垦完成的10多年间，围垦造田结束后留下来的800多位干部职工在新开田洋进行了长时间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试验，实验结果相当不如意。

　　如果将其生态损失计算进去，则其投资回报更加不成比例。中央民族大学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辛琨等人运用各种生态经济学方法，对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功能、净化功能、气体调节功能、土壤保持功能、旅游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进行评价后认为，其红树林单位面积功能价值为18.2万元/公顷。以此为参照，则消失的三江农场红树林生态功能价值约为1.35亿元。

　　失去红树林屏障 生态环境恶化

　　“演洲村曾被称为鱼米之乡，现在却几乎没有鱼了。”演州村村民陈文光也曾参加三江围海造田，对于村里生态因此受到的影响十分痛心。该村隶属三江农场，是最靠近围垦区的一个村庄，因而受围垦的影响也是最大。“原来1天能抓二三十斤鱼，现在就是三四斤了，鱼又小又少，大螃蟹、虾什么的都不见了。”

　　我国知名红树林专家、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秘书长王文卿博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曾经做过的实验表明，用同样的工具在同样的条件下，围垦区一带抓到的鱼蟹数量，还不到桂林洋塔市沿海的三分之一。

　　村民们特意把海南日报记者带到村上的一口井边，距围垦大坝约1公里。村民陈文光说，这口井解放前就有，全村都喝这里的水。然而现在每到三四月井水就变咸，“炒菜都不用放盐了。”

　　村民们还说，围垦前海里发大水上来，洪水只能淹没脚趾，然后很快泄洪。围垦后，逢台风下雨就会涨水，洪水比以前大很多，而且因为有围垦大坝阻拦，较难排出去。村民们不得不加高了村里防潮堤的高度，从原来的0.5米加高到现在的3米，“只有这样海水才进不来。”

　　海南大学教授郑坚端1990年代初曾对三江围垦对土壤的影响做过专门研究。他发现，围海地内的土壤均严重酸化，PH值平均为4．27，东寨港红树林的土壤pH值则为8.9（PH值越���酸性越大）。对此他的解释是，红树林潮滩土一般是中性至微碱性，而围垦后一经排水通风，所含的大量硫酸盐，会形成非常酸的产物。因此，在围垦区出现了大量耐酸性植物，椰子的长势差、结果率低。

　　罗民介介绍，围垦造成三江农场属地的红树林景观基本消失，鱼贝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摧残，海产品产量锐减，影响到了三江农场和沿岸乡镇海边人的生计。失去宽阔的红树林屏障，潮水几乎无阻挡地冲向堤岸，灾害加剧。这破坏了生态资源，却达不到原本向海要粮的目的。“那些几百年来成长起来的红树林是无价之宝，因无知与狂热而毁于一旦。”